心理学家呼吁：像120一样设全国统一心理急救电话
2009-04-27 已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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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靠打拼成为乡村“先富起来的人”，为什么会突变为残暴的恶魔，一夜之间连杀8人？而这其中，有他的情人，他所雇用的工人和以前的老客户，甚至包括一名两岁多的孩子。“就是想带几个人去做伴，别的没什么。”在接受中央电视台《东方时空》栏目采访时，熊振林坦言自己对生活比较绝望，生意和婚姻都不顺。在熊振林眼中，一切东西都失去价值、意义，包括自己和他人的生命。
据专家分析，马加爵、杨佳、邱兴华、熊振林，他们身上多少都存在心理障碍。依据相关心理学理论，个人遭遇造成心理问题，因得不到及时疏导、救治而出现严重心理变态后，就会产生破坏性心理。这种破坏性心理指向自身时，达到极端就会出现自杀，指向外界时，达到极端就会报复社会。
近年来，在我们的社会，尤其是社会中下层，很多极端的报复自我或报复社会的“定时炸弹”，就暗藏在数量巨大的心理问题者中间。实际上，真正实施自杀或进行极端行为的人，同有此类倾向的人群相比，可能只是冰山一角。在全球经济低迷的形势下，我们身边有很多像熊振林这样的“心理弱势群体”，他们的心理危机可能被随时引爆，伤害自己或他人。
近日，九三学社社员、中国红十字总会主任编辑汪葆明提出建议，希望组建国家级心理危机干预中心。他在建议信中写道：“由于全球经济衰退，股市暴跌引起的各种心理恐慌，有跳楼自杀的，有上街游行的，上海发生了股民砸碎交易大厅电子显示屏事件。2008年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，如贵州瓮安事件、甘肃陇南事件等，固然有滥用职权、滥用警力的原因，但如果有正确的心理疏导，就可起到避免矛盾激化的作用。”
我国已进入心理疾病高发期
2月26日早上8时，记者在北京精神卫生专科医院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门口看到，排队挂号的人排成长龙，从挂号处一直延伸到大门外、马路上。一位患者家属看起来没挂到号，他告诉记者说他早上天不亮就来了，“看来明天还得早来，听说有人半夜12点多就来排队了”。
“当前我国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，生活节奏加快，学习、工作压力增大，必然要带来人的心理的巨大不适应。加上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，多种因素造成人的心理障碍、心理危机的发生几率明显增多，而相应的心理治疗体系却很落后，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。”近日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张侃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。
现实生活中，人们由于不同原因而受到的恶性刺激，容易累积或瞬间产生心理危机，进而可能导致当事人失去理智和精神控制而选择极端行为，比如自杀、自残、杀人或破坏等。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：目前中国有心理问题的人数在2亿～3亿，中国精神疾病负担到2020年将上升到疾病总负担的1/4。中国目前抑郁症患者超过2600万，但只有不到10%的人接受了相关药物治疗。
据2007年年初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发布的《我国自杀状况及其对策》数据，在中国，自杀是总人口的第5位死因，是15～34岁人群的首位死因。中国每年有28.7万人死于自杀，200万人自杀未遂。这些人当中，只有9%的人在精神科就诊过。
汶川大地震后，据专家估计，心理受灾人群超过50万。“多个北川人挺过了天灾，却选择了自杀，更为我们敲响了警钟。心理救灾远比物质救灾艰难得多！”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韩布新对记者说。
在当前经济低迷的形势下，许多人的工作和生活受到冲击，如部分就业确有困难的毕业生，一些被裁员的白领，都可能会出现心理危机。近日，河北一女大学生因不堪就业压力自杀身亡，一本日记中记录了她临终前的心灵挣扎：“感觉好累，好累……每天都感觉不到生活的美好，看不到未来和希望……总是没有信心，没有目标，过一天算一天，不知道前方的路如何，就这样消极地度日……再这样下去，不知道将是什么样的恶果。”
更可怕的是，有些人由于长期心理压抑积累成仇恨，可能做出报复社会的行为。杀死多名室友的大学生马加爵、美国校园枪案凶手赵承熙、上海袭警案的杨佳，以及最近刚刚受审的“杀人狂魔”熊振林……许多不应该发生的事件一次次地震惊和提醒着社会。
现有心理危机干预机构力量分散、捉襟见肘
心理学专家称，长期的临床实践显示，在由于高度心理危机而企图选择极端行为的人当中，有相当一部分是存在思想矛盾的。比如，有的人在自杀前会打电话向亲友或某个对象发出信号，或者扬言要如何如何。从心理学角度分析，这样的人其实正处于思想情绪的极端矛盾和激烈斗争状态，可能并不想自杀或伤害他人，这就给心理干预和心理救援提供了机会。如果能够科学而得当地给予心理疏导，就很可能缓解其情绪和心态，挽救当事人的生命，避免更大的社会性伤害或事件的发生。
“杨佳和人发生争执是必然的，这是由其人格决定的，但是杨佳杀人不是必然的，要是有个人在身边提醒他，他可能不至于去杀人。”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、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会长李玫瑾曾这样说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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